茱塔·维恩茨清楚地知道，孩子会将自己的生活变成监狱，因为她就曾是父亲的麻烦。她的父亲是位雕塑家，却因为儿女之扰无法工作，于是总是外出旅行，几个月都不回家。茱塔认为，父亲年仅61岁就去世了，正是因为他没有顺应自己内心的想法生活。“我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的自由天性，”她说，“我不想犯和他一样的错误。”
如今47岁的茱塔说：“健身中心的管理工作、阿育吠陀、瑜伽，这些东西让我觉得很充实。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生孩子的事情，也无法和一个想生孩子的男人生活。我和丈夫米夏尔甚至从来没有一起谈论过这个问题。”53岁的米夏尔补充道：“这话题离我们太遥远，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要孩子的愿望。”
人数激增的丁克族
如今，不要孩子的丁克族人数越来越多。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2年，德国40-44岁之间的女人有1/5没有孩子。
虽然如今的德国有同性恋的前外长、市长和没有孩子的60岁女总理，但是公开宣称不想要孩子的行为仍然招人反感，因为这打破了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只有给世界生了孩子的人，才符合社会价值观，才对一切关于家庭的问题拥有神圣的解释权。如果有人敢不生育后代，那么他，尤其是她，会被各种无法反驳的指责所包围：要么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要么是她没有履行自己作为公民的义务。此外，多年来家庭教育专家一直明明白白地要求，丁克夫妻应该多缴纳养老和护理保险。
当然，丁克夫妻只要提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收入都是平均收入的两倍，交的税款大多是最高的，就可以回应一切指责。然而，育有孩子的父母组成的联盟太过强大。直到今天，天主教会仍然有这样的教义：婚姻和婚姻之爱“以生育和教育后代为导向，孩子是婚姻最美好的恩赐，能极大地增加父母的幸福感”。在德国的结婚仪式上，牧师会多次向新婚夫妇建议生育后代，并给予他们上帝的祝福，似乎不生孩子就是人生的失败和不幸。就是有些医生在这个问题上也极为保守，奥地利内科医生、3个孩子的父亲马尔库斯·弗朗茨在《奥地利日报》中称，那些公开宣称不要孩子的人，内心极度自恋，会导致社会退化。
没有孩子？“啊，你这个可怜的人！”
67岁的布里吉特·德莱尔和她的丈夫，66岁的莱玛·昆克尔，在结婚30年后迎来了退休时光。“生孩子的事情又像多年前一样被如此频繁地提上日程。”扎着金黄色马尾辫、戴着圆眼镜的布里吉特说。她在退休前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快40岁时才认识丈夫莱玛，那时她已经节育了。对此她解释：“我没有想生孩子的愿望，也无法忍受避孕药和避孕套。”
我们本期待她接下来会说出一段长长的独白，讲述她内心的分裂和恐惧：害怕因为自己的不理智而犯了一个大错。毕竟成千上万对夫妻付出一切，将所有可能都尝试了个遍——卵子捐赠、荷尔蒙分析、人工注射精子，只为要个爱情的结晶——孩子。但是布里吉特拒绝继续解释，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她一生从来没有想过要生孩子，如此而已。只因为别人无法理解她的感觉世界，她就需要折磨自己来赔罪吗？
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人们认为妻子就该在厨房忙忙碌碌，如果她们敢外出工作，还不生孩子，那她们活该是经济危机中第一批被裁员的。70年代中期女权主义的兴起才改变了这一状况。布里吉特笑着说：“那时作为没有孩子的职业女性，我突然变得时髦起来。人们甚至开始轻视和嘲笑带着孩子的妈妈们。”
世道变了。过去女性在职业、家庭二者中择其一，如今德国女部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为人们树立了家庭楷模。她一共生育了7个子女，以实际行动告诉女人们“不要二选一，而要两者兼得”的人生箴言。
当布里吉特遇到同龄女性，并回答自己没有孙子外孙时，常常会收获同情，“啊，你这个可怜的人！”有时候她会回答，她从未想过要孩子，并认为这样的生活非常美好。“他们盯着我看，就像我杀掉了自己的祖母，那种感觉很受辱。我被定义为一个自私的工作狂人，只沉迷于金钱和消费，我似乎要为此感到羞愧才正常。”
30岁的安特耶和32岁阿尔纳·梅尔茨还处于新婚期。安特耶说，向母亲承认自己不想要孩子的过程非常艰难。她在电话上提到这个话题时，能清晰地感受到电话另一头的失望。她的母亲担心她会错过什么，却不知道，正是这种无言的期望让安特耶充满负担。
生孩子是服务社会？
“人们想证明自己的生活方式优于他人。”43岁的畅销作家谭雅·金克尔指出，“宗教战争也是建立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我不仅要为自己，还要为所有人决定正确的信仰。”
金克尔说，她并不彻底排斥孩子，只是找不到合适的男人来生。她不愿意在没有固定伴侣的情况下，不顾一切地生孩子，这样她的写作生涯也会因此受限。在老同学聚会上，她也常常不得不回答“为什么不生孩子”的问题。
“在前提条件不满足的情况下，我看不到生孩子的必要性。世界上孩子的数量是在增加的，而不是在减少。”她难以理解那些认为为了社会发展必须生个孩子的人，“那些人也会认为，移民的孩子比较没有价值，得把他们赶出去。”
如果研究德国联邦政府的《儿童和青少年报告》，就会发现，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孩子和孩子其实并不一样。现代福利社会越来越多地要求父母，在私人家庭领域尽可能地抚育孩子这个“公共财产”，让他们“适应”劳动力市场和德国的经济环境。
而对未来纳税人的这种抚育最好由中产阶级来实现，就像报告中所说的：父母应该有经济保障，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德国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实现减少出身歧视的目标。富人应该和富人结合，生个孩子，服务社会——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作为富人，金克尔感受到的更多是帮助的义务，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弱势群体”。她建立起为第三世界筹资的助学项目“面包和书籍”协会，还为帮助受虐儿童的儿童村提供支持。
孕育一个新生命给世界带来了美好的希望，而拒绝孩子参与自己的生命，是看清了自身局限的富有责任感的行为。尤其是那些需要安静和计划来实现内心平衡的人，应当考虑到生育孩子带来的持续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