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开始对妻子撒谎

 2014/09/18 13:21  彼得·B·巴赫/文 阮东/译 《海外文摘》  (704)    

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灯要比纽约的街灯暗得多,这是我们在阿根廷的6个月里最深刻的体会。我们租用的车子老旧,车身落满了这座城市的灰尘,前挡风玻璃更加遮蔽了射进来的光。当我们驾车离开当地医院,在第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打破了我对露丝许下的两个最重要的结婚誓言:第一,我以一个医生的口吻和她说了话;第二,我欺骗了她。

从牛皮纸信封里取出X光片,只借助车顶上方微弱的灯光,我便已知道露丝体内发生了什么。但我一边发动车子,一边说:“嗯,我什么也看不出来,我们还是回家去咨询专科医生吧。”我当然是在佯装,我是肺癌专家,即使对妇科领域不是很在行,但只一眼我就已经看出,露丝的癌症已经扩散。

那是6月初的一个夜晚,阿根廷已开始进入冬季。我的妻子是8个月后病逝的,那时我们已经回到纽约,回到我们的家,而冬天也降临了北半球。

露丝的X光片很快被传到纽约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MemorialSloanKetteringCancerCenter),由那里的医生进行分析。我在这家癌症中心当医生已超过10年,2008年,露丝也是在这里首次查出乳腺癌。回到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住所不久,电话就响了,是露丝在癌症中心的主治医生打来的。

露丝和我并排坐在沙发上,各自拿着听筒。她的医生用了很多我无比熟悉的词,比如转移、紧急放射、下一步要注重“生活质量”而不是治疗等等。我无法再顾及露丝的感受,直接使用了专业术语,“她会发展成脊椎压迫吗?”我问,露丝则在一旁茫然失措地看着我说:“那是什么?”

对方没有采用掩盖事实的委婉说法,也没有小心翼翼地刺探,他坦言道:“目前你的病情还是可控的,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措施,说不定你还能维持很多年,但治愈是不可能的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延缓癌症扩散,尽可能给予你更有质量的生活。”这些话的潜台词就是,从X光片上看,露丝的日子不多了。

后来有一次,当我把那名医生的话转述给我一些同为癌症医生的朋友们时,他们都无比诧异,认为这位主治医生的做法极为不妥,因为他把坏消息直接告知了病人,还是在电话里,在还没有到必须知会病人的最后一刻前。那什么才是告知病人死亡已经注定的合适时机呢?大多数医生的看法是,最好是等到多次阻止癌症扩散的努力失败后,只有到那时,当病人被癌症逼得走投无路,才是告知他们真相的合适时机。

可我喜欢直截了当。虽然我明白,当病人没有准备好时,告知他们真相也许会产生副作用,但我仍然赞同露丝医生的做法。美国医学研究所曾发表过一份著名的报告,报告中写道,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想要医生和他们分享自己的真实病情,哪怕是坏消息。露丝也多次和我表达她的立场:“我不想看到这种事——我的医生知道我的病情,而我却被蒙在鼓里。”

坐在沙发上,露丝的右腿和我的左腿之间就隔了4英寸。那一刻她看上去是那么健康,就像17年前我在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第一次遇见她一样,还是那样的美丽。可当我仔细端详我亲爱的妻子时,我又仿佛看到了这些年来,我曾在纪念斯隆·凯特林癌症中心10层看到过的病人们,那里是乳腺癌患者病房。她们有的变得消瘦憔悴;有的因肝脏衰竭浑身发黄;有的病人全身水肿、波及四肢;有的病人因肾脏衰竭,以及癌细胞转移到脑部而变得神志不清。那些病人有的和露丝年纪相仿,更多的病人比她大。露丝今年才46岁。

我意识到现在我们夫妻之间有了一个不能讨论的秘密。我能看到露丝的未来、看到她的生命将在哪里终结、她将变成什么样子、将如何受苦,可我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而露丝对这一切都毫无所知。

当我们赶回纽约,露丝做完手术后,北半球漫长的夏天开始了。露丝感到疼痛,向我抱怨说:“就像一个拳头在搅动我的肠子,一头骡子在我的脊柱上跳。”我笑着问她:“你怎么知道骡子在你背上跳是什么感觉?”露丝也笑了。手术一个月后,她有所好转,扫描显示,椎体上癌细胞已经消失,治疗奏效了。

可癌症并未消失,只是从某个威胁她的部位被暂时铲除。接下来,露丝的医生开始给她用荷尔蒙类的药物,这在许多女性癌症患者的病例中是常见的治疗方法,因为她们体内的雌激素助长了癌症。他乐观地表示,如果这种药物管用,露丝要吃上一阵子,甚至可能吃上几年。

露丝开始上网搜索那些奇迹般恢复的女病人的故事,她经常提起一名乳腺癌转移后还存活了据说14年的女性。作家玛丽琳·格林伯格在一篇文章里描述了自己患乳腺癌后的心理变化。她称其他的女患者为“影子对手”。当格林伯格身陷病榻,感到焦虑、恶心时,其他乳腺癌病人竟然能一边接受治疗,一边打网球、走T台、做爱。这名与癌症抗争14年的女性正是露丝的影子对手,也是我的影子对手。她是我们的敌人,更是我们的希望。

我们的生活渐渐恢复正常,只不过对一些小事变得格外珍惜,比如一块儿去海边看日落,把脚趾浸在水里,感受海水的抚摸。这是许多人患病后的生活细节,如今也成为我们的了。有些日子,露丝心情不错,可有些日子,她心情会很糟,但不管怎样,只要我们还能彼此相守,我就很满足了。当露丝从手术和放疗中恢复过来后,她又重新回到银行上班。

初秋时分,露丝的医生告诉我们,她的“肿瘤标志物”连续两次上升。当这些血液中的化学物质上升时,意味着癌细胞可能在增长,也意味着治疗已经控制不住癌细胞了。

医生给露丝开了新的处方,也就是所谓的“二阶治疗”。但内行都知道,从一阶、二阶到三阶,每一次治疗方式的变化带来的是更多的副作用,正面效应其实微乎其微。正如我同事所说的,癌症变得越来越聪明,治疗却越来越笨。

二阶治疗还是吃药,但这次露丝从一天吃几颗,变成了一天吃几把。露丝的医生一如既往地直接,他表示化疗也许根本不管用,或者即使管用,它带来的副作用很快露丝就将无法承受。所以,我们有了另外一个目标——看露丝是否能在病情不加重的情况下,承受住大量的药片——那就是我们在通向失败的道路上取得的暂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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