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 亲

 2015/02/05 13:40  于威 《意林》  (345)    

父亲的两只眼睛都患上了白内障,这种听上去很可怕的疾病,因为新的医术,只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把坏掉的晶体吸出来,换上一片比隐形眼镜还要薄很多的人工晶体。

做完手术的父亲,安静地躺着,我在病床边,无用地站着。父亲那双大学时拉过小提琴的手,静脉凸起,密布的老年斑盖住了皮肤的颜色。

如果这病早些年生,父亲可能就已经是一位盲人了。这个想法让我一下子不安起来。博尔赫斯也是一位盲人,但博尔赫斯不是我的父亲。

事实上,我对博尔赫斯的了解,远远超过对自己的父亲。人到中年,真相就像网站的弹窗一样,不管多么厌恶,它们总会一个接一个地跳出来。

父亲脾气温和,不怎么爱说话,在凌厉的母亲当家的那些年里,父亲就像一块软和的帘子,吸去了很多令我胆寒的来自母亲的噪声。但是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家的编年史,节点都是父亲的病。

1968年,他29岁,身高1.80米,体格强健。他毕业于北京石油学院,顺理成章地分配到大庆油田参加会战,对,就在“铁人”王进喜带领的那支队伍。他在那里和我妈——一个热爱文艺体育、积极要求进步的采油姑娘——结了婚。因为一次普通的感冒,高烧不退,他住进油田前线医院,他不知道,输进他身体的药液,早已过期变质。这瓶药水直接要了他临床的另一个小伙子的命,而他带着一颗被严重损坏的肝脏,侥幸活了下来。那一年,我也来到人世,差一点生下来就没了父亲。

这个热爱古典音乐、俄罗斯文学、喜欢帆船运动的年轻人,自此之后,只剩下了一个身份——病人。

成年之后,我经常想,如果那瓶药水没有变质,我们家,我,会不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的母亲,极度争强好胜,如果没有一个永远需要照顾的病人拖累她上进,她的粗粝和暴躁可能不会那么彻底地被激发出来。而我,另一个拖累,至今深藏的自卑和躲闪,可能根本不会生成。

无论多么完美的人生,总是有这种复盘的冲动。我在充分怜惜自己的时候,没有想过父亲,他早已像一堵沉默的背景墙,知道他还在那里似乎就够了。

现在,父亲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眼睛上蒙着纱布。他在想什么呢?他已经75岁了,他一定有非常多的可以想的东西,可是,我不知道。他如果不幸和博尔赫斯一样成为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也不会有一行诗句和他有关。

我不知道29岁后他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存在状态,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想过。我不知道他一个人间歇性地在医院里躺上三个月或半年的时间里,他的内心会穿梭过什么。我记得的只是,很多时候,下午一放学,我就要拿着母亲做好的饭菜给他送到病房去,等他吃完,再把饭盒带回来。我还记得,母亲为了给他补身体,从农村买了十几只甲鱼,最小的可能还没有半个巴掌大。母亲是北方人,不会弄这些生鲜,她用一根筷子逗甲鱼咬住,然后抡起菜刀把甲鱼的头斩下,当鲜血喷射出来的时候,她扔下菜刀,坐在厨房的地上,号哭不止……

父亲很久后才说,母亲炖的甲鱼汤,是他吃过的最难吃的东西,腥得他恶心极了。但是他都喝了,喝了整整两个星期。

在很小的时候,我已经学会用书把自己和不喜欢的世界隔开,无论是数学课,还是稍有不慎就会扑过来的母亲。母亲的焦躁和愤怒,我也是很多年之后通过书籍才推断出缘由,那是理性的计算和情感失联。

童年和少年,我沉溺于撒谎。那是一个孩子的权宜之计,一句谎言能够把惩罚从中饭推迟到晚饭就很好,也因此常常失去了晚饭。最长的一次拖延了三天,忘记了什么原因老师让请家长,家长不来不许上课。连着三个早上,我神色镇定地背着书包出门,在一个工地的一堵砖垛后面,拿出书,读到放学的时候,再神色镇定地回家。之后的那顿暴打,实现了我第一次离家出走。

是父亲找到了我,他去了火车站,去了我好几个同学的家,不知什么样的灵光,把他带到我藏身的砖垛。父亲说,母亲打你不对,但她是爱你的,你跑了以后她一直在哭。从家人口中头一回听到爱这个字,别扭到发抖。

高中三年级,我开始发疯一样地学习,背所有的课文,所有的习题,所有的答案,我想考上大学,我想逃离。可是文科生也要考数学,数学还是120分,没有这120分的后果吓死我了。父亲说,我帮你补习一下数学吧。那段日子,父亲神采飞扬,他又成为一个工科院校的高才生。

在离高考还有几个月的时候,父亲被诊断为肺癌,还是晚期。

母亲带着父亲去北京做手术,为了不影响我高考,没有人告诉我父亲到底得了什么病。父亲生病还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吗?我甚至有点高兴家里只有自己一个人。一天深夜,我还在复习,母亲自己回来了,她靠在我房间的门上,突然抽搐起来,她说,你爸爸这次可能真的会死,她说她实在撑不住了。

直到今天我还在想,如果那个时候,我从书桌前站起来,走到母亲身边,握住她的手,相拥而泣,会改变我和母亲的关系吗?十多年的陌生,像一块紧实的青铜,压住了我,我做不到。

切断两根肋骨、打开了整个胸部,结果是一次误诊。我的看上去很文艺的父亲,从胸口到肋下,有了一道悍匪才有的刀疤。命运这个东西,它不动声色地粉碎你一次又一次和解的企图。

他应该不止一次想到过死亡吧?单是病危通知书,他已经接过五六次了。他的脏器,被冰冷的刀剪挑开又缝合。做全身麻醉的时候,他有没有想过最好不要醒过来?他的妻子并不温柔,他的女儿是个怪胎,他的事业被反复搁置,他的疼痛永远都在。他为什么还要活下去?

我还能更自以为是一些吗?我不是正在企图用我学到的一点高调的理论,去揣测,甚至暗中期待,能摸索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述的神经末梢的战栗?

为什么要活下去?因为人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活着的。而我的父亲,在29岁之后,就和我的母亲一起,耗尽所有的力气在抵抗死亡。这个艰难的使命,让他们共享一种浓度很高的情谊,不是爱,也不是恨,是大敌入侵之时的同仇敌忾。活下去,就是他们能够得到的最高的荣誉。

假如他们不是我的父母,我又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我见多识广,早就娴熟地掌握对待苦难和厄运的合理角度。人类不就是悲剧性的存在吗?如果个人的命运没有高级到成为文学和艺术,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动情不酷,煽情不入流,不动声色的同情和不留痕迹的触动才是优雅的。

我一直用这样的优雅面对我的父亲,也面对我自己的生活。母亲力竭之后,我加入了抵抗,在父亲69岁那年,又帮助他战胜了一次肝癌。那时我已经混出点样子,可以给他请到最好的医生,住进最好的医院。母亲越来越像个想要讨好我却总是犯错的小女孩,继续用一种粗暴的方式表达对我的不必要的担心。

我的眼睛的形状和年轻时的父亲一模一样,也是我对自己最满意的器官。现在,父亲的眼睛被纱布蒙着,他看不见我的,我也看不见他的。我还是一如既往地镇定,嘱咐他好好休息后,就离开了,一大堆事情还等着我去处理。

晚上,回到自己的家,我写下了这些文字,哭得像个被大人抛弃的孩子。

衰老就在离你不远的地方,在某一个特别疲倦的夜晚,它会靠近,抱住你。只是,天光进来的时候,你还可以挣脱它。父亲已经75岁了,他差点就成为一位盲人。

 赞  0

发表回复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3 =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