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学生的中国梦

 2014/10/06 20:05  孙炯 《情感读本·意志篇》  (187)    

1

16岁时,哥德堡少年李哲就决心远赴少林。在瑞典的第二大城,能买到影碟《英雄》或者《卧虎藏龙》,也有河南师父办武馆。少林和尚在海外教授武功,北欧的站点即是哥德堡。

但李哲执意来中国。高二时,他攒够钱,与5个瑞典人一块儿到中国,上了嵩山。在少林寺,他见着和尚练气功,“是非常神秘的东西”。而和尚播放梵乐,点燃盘香,这些气味与观感都令他着迷。

在瑞典社会安定,每个人读完高中,再念大学,而后工作,住别墅,一般的家庭会养两只狗。“我很害怕,一切都是固定好的。”李哲说。

“中国却竞争激烈。除了家人,没人照顾你。”他确信瑞典才是社会主义,不工作也能拿救济,每月的最低收入是14000元人民币。

这些对底层人有帮助,对年轻人来说,则少了动力。

李哲身高184厘米,在少林寺四个月后,体重下降至72公斤,他才意识到,训练的方法不科学。

再寻找去处,上海体育学院接纳了他。“这是个转向,对我的人生很重要。”李哲说,“来中国的原因和继续待着的原因不一样了。”

原本他不学中文,到上海以后,他在体院练武,也去复旦大学念文化课,甚至申请到广播电视新闻专业的奖学金。复旦的本科留学生,日本、韩国人多,而瑞典人只有李哲,他利用了这种独一无二。

2009年,朋友找李哲去拍《叶问》电视剧,演打菲律宾拳的美国人,他也去哈尔滨客串抗日剧,演反派。“在中国我想做得好,付出了努力,中国人会说我棒。”他说,“而瑞典人不理解,你何必这么累。”

李哲接受了在中国才有梦的说法,毕竟,“中国的电视里那么多梦想秀”。他来回比较瑞典与中国。祖国过于安逸,而中国遍布新奇。“在瑞典,成功是幸福,而中国的成就感来自赚更多钱。”

获奖学金后,复旦大学免除他四年学杂费,每月再补贴1400元,李哲便觉得中国政府了不起。“美国在四处战争,表现硬实力;而中国优待留学生,展示了软实力。”

2

在中国学习7年后,尹惠营选择回祖国,即便出生于韩国京畿道的她明白,“在狭小的国度,只能展开有限的生活”。

2006年,初中毕业的尹惠营即思考未来,“在韩国高考压力大,高三一整年要熬夜,牺牲掉爱好。只为进入最好的大学,为此自杀的人也有”。

尹的舅舅是基督教牧师。她提出到中国去时,韩国上下正流行学汉语。对韩国人来说,之前的中国是陌生国家,后来它发展了,新闻都播报它成长快。

“这样的情势下,我不要承受高考压力,要自由地学习。”尹惠营说,在舅舅促成下,她跟随留学团队,到苏州国际外语学校学习。

留学一年半后,苏州学校归属了部队,尹惠营转学至上海实验学校,后来再转去北京十五中。现在想来,留学团队也存有问题,韩国人聚一起,不使用微信,不使用QQ,用韩国本土的聊天软件KakaoTalk,“跟中国人交流的机会少,失去了留学的意义”。

在韩国,尹惠营的资质,很难入读顶尖大学,而中国为留学生预备的高考,给予了她步入一流大学的机会。北大与清华是在华韩企最认可的学校,录取留学生的分数也高一截,尹惠营没挤入第一梯队,但考取了人大的市场营销专业与复旦的广播电视新闻专业。

她儿时的梦想是做电视导演,“广电专业与我的梦有关。”她说。而考量学校的知名度外,她也自知要提升能力,“韩国企业在华招聘,看中受聘者的汉语水平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的了解程度。”

3

美国人亚伯是ATLAS中国求职平台的创立者,他和200多个在中国求职的外国青年交谈过。

亚伯看到的最大问题,不是语言、文化或签证,而是“不清楚自己的职业该怎么发展”。中国的经济增速快,许多公司在这里经营得好,“但要怎样把好的宏观面,转化成自己的就业与发展机会呢?”

亚伯给他们实际建议: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成为一个领域的专家,或者去中资企业找机会,去中国的二三线城市找机会。

吴耐圣像是亚伯建议的力行者。2004年,他自美国大学毕业,学过一年中文,他为自己规划了轨迹:将中国作为跳板,再凭借中文能力与中国履历,回到美国的就业市场脱颖而出。

最初,吴耐圣在地图上选中贵州的铜仁,“所有提供英语教员职位的城市里,铜仁看起来最小,最不可能有外国人,这是它吸引我的原因。”

当抵达贵阳时,铜仁学校的负责人却告诉他:“那职位不招人了。”吴耐圣在火车上结识的朋友,父亲是本地警官,那警官列出一份贵阳有可能招聘外籍员工的学校名单,吴开始逐一登门。一周后,他遇见了至今仍感念的老板,获得了一份工,去遵义市的大洋外国语学校。

他住在风貌朴素的老城,并在这里接触到中国当代史——通过造访遵义会议的会址、老战场,甚至走了一段长征路。他自觉开始理解,为什么与美国不同的政体能够在中国运作。

吴耐圣回到他毕业的大学工作。但问题是,10个月里,他在故乡染上了思乡病。他去当地的中餐馆,食物却“吃起来可怕”。他想念川菜的辣、京菜的浓酱,乃至吃饭时呼朋唤友的社交生活,他也想念旅途中遇见的姑娘。

“那,我就回来了。”他语调轻快地说当年的决定。他联系了贵州的老东家并重获工作,一年前的旅伴则变作女友。“第二次回归意义非凡,我觉得我回家了。”

吴耐圣留在了中国。2009年,他离开生活了四年的遵义,去往女友的家乡南京。“我从未想过,自己只能做一名教师。”他遇上外国人群体普遍的瓶颈,他们很容易在英语教育行业站稳脚跟,再要寻求突破时。却举步维艰。

在中国,通常一个年轻的外国人从事教员或翻译工作,而吴耐圣试图扭转:“我能贡献的是设计能力,而非英语。”

摘自《青年博览》

 赞  0
, ,

发表评论

您的电子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26 = 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