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埃莉诺·布莱克的81岁生日那天，一群鸟从窗户飞进了她的厨房。它们又大又脏又黑，几乎有猫那么大，比她想象中的鸟要大得多。它们的恶臭、它们的鸣叫、它们疯狂扑腾的翅膀让她觉得呼吸困难。
她坐下来吃了颗消水肿的药片，然后拿起电话，按下自动接通她儿子的按钮，他是个医生。
“伯纳德，”她说，“屋里有群乌鸦。”
“才早上5点，妈。”
“是吗？对不起，这里是7点。我忘了。但真的有乌鸦在厨房里飞。”
“妈？”
“嗯？”
“你的药都吃了吗？”
“吃了。”
“格鲁克医生给你开过什么新药吗？”
“没。”
“你刚才说怎么了？”
“屋里有一大群乌鸦。”
伯纳德没说话。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她说。
“我只是在想有时候新的药物会影响人的感官系统。”
“你想不想听听它们的声音？”
“行，”他说，“好主意，让我听听。”
她把话筒朝上对着天花板。鸟的鸣叫声如此之大，她知道即使离得很远他也能听到。
“怎么样？”她说。
“见鬼。”
“我该怎么办？”
“它们攻击你了吗？”
“没有，但不管怎样，我想让它们出去。”
“我在丹佛怎么让它们出去？”
她想了一下，说：“要去丹佛的人不是我。”
他在电话里喘着粗气，呼哧呼哧的，像个孩子。“我只是在想，”他说，“我不可能在科罗拉多抓把扫帚赶走在纽约的那些鸟。”
“那怪谁？”
“妈。”他说。
“嗯？”
“打电话给SPCA（爱护动物协会，下同），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会派人来赶走它们。”
“他们很忙。”
“我知道，”他说，“别打911，那是应对紧急事件的。打普通的SPCA。好吗？”
“好。”她说。
他顿了顿后说：“你可以过会儿打回来让我知道事情怎么样了。”
“好。”
“没问题？”
“没问题。”她等了一会儿，“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了。”他说。
她挂断电话。过了一会儿，除了两只，其他鸟都原路从窗户飞了出去。那两只走了另一条路，穿过她开在那儿的转门飞进了起居室。她跟着它们走进去。其中一只正在书架上跳来跳去，而就在埃莉诺看它的时候，另外一只从房间中央笔直地飞向窗户，一头撞到玻璃上。窗玻璃颤动着，那只鸟踉跄了几下，随即重整旗鼓，又来了一次。有那么一会儿，埃莉诺就站在那儿看着，然后她去了厨房，从冰箱里拿出一瓶香草汽水，给自己倒了一杯。她喝完汽水，把瓶子放回去，再重新坐下来，拨了911。
“紧急热线。”一个女人说。
埃莉诺没说话。
“911紧急热线。”
“有群乌鸦在我房间里。”
“你应该打SPCA。”
“它们要把窗户撞破了。”
“听着，”她说，“我们本来是不提供这类建议的，但你可以悄悄走到一只鸟的后面，然后捉住它。它们不会伤到你。我是在农场长大的。”
“我是在这儿。”
“你可以的，”她说，“你也可以打SPCA。”
挂了电话，埃莉诺回到起居室。一只鸟还栖息在她的书架边上，翅膀一张一合，而另外那只——发疯的那只，笔直地飞向前窗，重重地撞上去，掉到窗台上，然后接着再逃回空中。窗户上已经有一小块淡蓝色的羽毛油脂的斑点。那只鸟又撞了一次，扑打着翅膀掉到窗台上，这次它停在那儿，歇着不动。
“待在那里，”她说，“我来开窗。”
她朝那只鸟走了两步，尽可能让身体的其他部位保持不动，她旁边书架上那只镇定的鸟歪着个脖子，头轻轻地一扯一扯——下，上，侧面，下。她停下脚步。发疯的那只鸟立在那儿。让埃莉诺惊恐的是，她可以透过它的皮肤看到它怪异的脉搏正沿着翅膀和身体狂乱地颤动，似乎整只鸟就是一颗正在剧烈跳动的心脏。她纹丝不动地站了好几分钟，盯着它。
“你好。”她说。
它抬起翅膀，似乎又要飞向窗户，但接着又放了下来。
“我丈夫是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朋友。”她说。
鸟没有动。
“为什么你不能像你的朋友那样呢？”她用下巴指指书架上的那只。她朝窗户又走了一步。现在她离发疯的这只已经近到可以看见它弄皱的、淡紫色的胸部羽毛和眼睛里黑色虹膜外的一圈黄边。它没有抬高翅膀，只是像刚才另外一只那样歪着头。她向它伸出双手，伸到一半停住。“今天是我的生日。”她低声说。她就那样等着，双手伸着。那只鸟把头歪了一下又缩回去，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立着。等它安静下来有一会儿了，她才把手完全伸过去，放在它微微颤抖的身体两侧。
有一刹那，被拉长了的、古怪的一刹那，自然法则似乎失效了，在一刹那她几乎没觉得有什么奇怪，那只鸟一动不动。它油油的、冰冰的，它歪掉的羽毛戳着她的手掌。在那一瞬间她想到的，竟然是那天她丈夫查尔斯走进起居室，向她宣布肯尼迪总统打算对古巴发射导弹。当他告诉她那个消息的时候，她感觉就跟现在一样，仿佛自然界发生了什么她不太理解的小问题，就像现在她不太理解这只鸟为什么一动不动，直到它突然尖叫一声，在她手里扭动着，然后飞到空中。
她退后几步。它在屋里转了一圈，然后又撞向玻璃，这次是靠近书架的另一扇窗。那只镇定的鸟离开它的栖木，直接穿过门厅，飞进了她的卧室。她穿过屋子走进厨房，开始找SPCA的号码。
一个男人接的：“协会。”
“有两只乌鸦在我家里。”埃莉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