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学期是圆形,上学期是方形

 2014/12/09 20:44  云也退 《读者·校园版》  (932)    

云也退,独立记者和书评人,腾讯《大家》专栏作家,从事人物专访、书评、专栏、游记、歌谣写作,出版过萨义德《开端》、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等译作。

一路读到高三,我每天裤兜里依然一文钱都没有。

钱对我来说,一直是百分之百的“身外之物”,除了夏天买些雪糕和冰棍家里会给我几毛钱或几块钱外,其他时候,只有需要向学校缴这样那样的费用时,才会有一些大票子经一下我的手。父母习惯把钱用作业纸包好,工整地写上大写数字和我的名字,塞进书包里,还嘱咐我说:“在交上去之前,千万别被别人给拆了。”到了学校,一声号令,讲台上很快便堆满了白白的纸包,班主任计点清楚后,也不拆包,直接用胳膊把它们胡噜到一个牛皮纸档案袋里,拿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去了。

我对钱缺少概念,即便到了高一开始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学到金钱、货币和钞票的关系时,我还是不知道、不了解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意义。它们跟工资、房租、贷款、债务一样,都是发生在另一个空间里的事。我们的教科书是一个大开本,几乎每一行字下面我都用直尺画了线,还画了不止一条,黑的、蓝的、红的,画到纸页将要破碎,艰难的一个学期才算结束。我的成绩不算好,幸运的是,我得到了教我这门课的老师的赏识,他认为,一个男孩的俭朴端正,是比考一个高分更紧要的事。

十三四岁的时候,很多学生已经很会用钱了。我不时看到他们之间的经济往来,心里想,我不要跟他们一样啃大人的荷包,尽管我完全不知道爸妈每个月赚多少钱。过完年回来,没有分文进账的我从不参与别人的讨论,宁可关心新拿到的课本。那时的课本,封面常常覆有一层光膜,用到期末它就会冒出气泡,或干脆翘起来。所以,新课本就像过年换上的新装一样,代表着一个开始,即使不喜欢的科目,汉字和纸香混在一起,也是很美好的。

对物质的过分疏淡,使得我在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那门课实在乏味,一下子把许多抽象术语灌进了我的脑袋里:自由王国、必然王国、辩证法、形而上学。意识怎么就得由物质决定呢?物质又是什么?我吃一个萝卜和喝一罐可乐,两者会让我拥有不一样的头脑吗,还是仅仅打不同的嗝?不过好在“物质”也是一个概念,而对概念和文字,我的兴趣始终要比对它们所对应的实物的兴趣更浓厚。

举一个例子:读初中的时候,市面上已经渐渐有了矿泉水,而塑料瓶装的蒸馏水、纯净水还都未见。我父亲有一次拿回一个密封着带洋文标签的大玻璃瓶,瓶颈很长,到腹部膨大起来,通体绿幽幽的。我问他那是什么。“一瓶矿泉水。”他一边说,一边打开柜门,把瓶子放进去,旁边就是饼干筒。

“我家有一瓶矿泉水了。”第二天,我就把这个消息告诉同学,它在我心中是一种贵重物品,这个印象完全来自它的名称:“矿”—深藏地下,富饶而稀罕;“泉”—同样是从神秘的地方冒出来的,洁净甘甜,是民间故事里让人返老还童的神物;“水”—它是我这个水相星座的人最迷恋的一种物质(但至今不会游泳)。而且,“矿泉水”这三个字多么动听,多么富有韵味,开口音与闭口音、平与仄都严丝合缝,像是伟大的诗人、琴师或歌者的姓名。

不知过了多少个日夜,家人终于开启了那个神圣的瓶子,我尝了一口,除了一点古怪的酸味外,跟自来水没有区别。“虽然不如盐汽水好喝,”我安慰自己,“可是它里面有矿物质。”

其实有没有矿物质,对我也不重要了,我只在乎它的名字。英文字母如果拼不成词,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汉字的奥妙在于不管怎么组合,都能表达出意思,甚至带出美感。小学里用过的描红簿,每一页都有五个大字,分别训练一种笔画,当时我给它们造句:

“日月甲电用”—日日月月只有甲级工人回家才有电可用;

“四匹出叫收”—四匹马跑出马棚,叫“收工啦,收工啦”;

“儿己见也毛”—儿子逮住一只可怕的虫子,他自己见了心里也发毛。

还有字形。“展”和“晨”裙裾飘飘,春风得意。“丧”就有一种落魄感,好像一个考砸了的小子,脚步沉重地踢着小石头回家。“卤”是一个敌敌畏瓶子。“囱”是一只打火机,商标是一道闪电。我特别喜欢“墨”字,它特幽默,像一个长着粗粗的一字须的老学究。“脊”就显得憋屈,苦中作乐,现在看来,它很像英超教练大卫·莫耶斯的表情。

我最讨厌的字就是“金”,它好俗气,连同它所指代的那种物与颜色。有一本字谜书上,给“金”的谜面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姓王,兜里装着两块糖。”用网络语言说,听上去“很屌丝的赶脚”。金姓在此地是个大姓,每到一个班级,同学里都有姓金的,一读起名字我心里就膈应;一说“金老师”,我就对他印象不佳。这些人打死都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地得罪了我。

金钱可以让生活变得方便,我是很晚才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我看到一样好东西,比如矿泉水,不会想到它是可以用钱买来的。上初中时有一次开班会,老师让每个学生都带一两样菜或点心来,分给大家吃。很多人直接去饭店买了现成的食品,我却早早回家,老老实实地让父母做了两份食物。那一次,老师收走了我们每人五元钱,买了一些盘子和碗,还有饮料—用塑料筐运来的玻璃瓶雪碧。我们提着筐子走路,一边走筐子里的瓶子一边叮当作响。那时天气已非常热了,这些雪碧没有冰镇过,我们每人拿到一瓶,用麦管“吱吱”地吸,三口两口就见了底,汽水汁的温度和唾液差不多。班主任走到一张张桌子前,和自己赏识的学生说话,在像我这种不合群的“怪人”面前,她就碰碰瓶子过去。我也不喜欢她,因为她经常当众说,谁谁家里是当官的,谁谁有个哥哥出国了,哪个班的谁谁又刚刚参加了什么奥数竞赛,拿了个好名次。那时我不知道这叫“世故”,只觉得她不该姓袁,应该姓金。

不过,我们学校还是不错的,从初中到高中,虽然也有几个恶少,但物质还没有真正侵蚀到学生之间的关系。大家的出身都普通,完全是出于偶然地住在市中心狭窄的小房子里,就读于两三所水准平平的重点中学。家里有“背景”的学生,充其量就是教工子女,他们往往表现拙劣,而这拙劣也往往迎来其他人甚至老师的鄙夷。地位的差别不是不可克服的,“拼爹”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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