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中命

 2014/10/24 14:27  巫昂 《读者.校园版》  (709)    

巫昂,原名陈宇红,福建漳浦人,1974年生,知名专栏作家、诗人。199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攻读现当代文学并获得硕士学位。著有《正午的巫昂》《什么把我弄醒》等。

编者按:青春是葳蕤绚烂的夏花,青春是悠扬动人的欢歌。尽管时光荏苒,青春易逝,但每个人都有过不一样的流金岁月。近期,我们约请了一些知名学者、媒体人、专栏作家,撰文回忆自己的中学时代,和广大读者朋友一道分享他们的青春之歌。我们从2013年第14期开始,连续刊发,敬请大家关注。

我先后上过两所中学,无一例外,都是一中,一所是南靖一中,一所是漳浦一中,都在福建省南部。17岁上大学之前,我觉得我的人生一帆风顺,上的都是一中,顾名思义,一中是这个县最优秀的中学。很久之后,到了北京,我才知道北京一中不是最厉害的,二中才厉害,但人家的一中成立于顺治年间,老舍是其校友。

南靖一中在一条河边,鉴于该县的狭长地势,有很多建筑物都在河边。我父母从单位分到的房子,叫作溪边新村,我还记得房号是405,当年有部电影叫作《405谋杀案》,我很长时间为自己家的房号感到羞愧,对来串门的同学都是说:“到四楼,右手边。”

学校格局简单,大操场,几栋毫无特色的教学楼,最后面是行政楼,还有个角落里藏着一间暗无天日的图书室。一个脚有毛病、脾气乖张的中年老师,是图书管理员。多年来,我对他印象极其深刻,因为我第一次去借书,他从窗口探出脑袋来,厉声道:“不要把借阅卡片翻得哗啦啦响!不要借了,下次再来!”

然后我就乖乖走了,再也不敢去借书,其实呢,那个图书馆里什么也借不到,他守着一屋子乱七八糟的东西,最进步的书籍大概就是《红与黑》和《红字》,没准儿还有《呼啸山庄》。同学间流行的读物是三毛、琼瑶、金庸、梁羽生和古龙的书,看诸如《射雕英雄传》和《星星知我心》那样的电视剧。长大后我才知道《星星知我心》属于伦理剧,专门拿母子关系做文章。一个患了癌症的单身母亲,要把七个孩子分头送给七个家庭去寄养,这一行字就让人泪千行。

我初三的时候,看《星星知我心》太入戏,耽误了功课,成绩一落千丈。每天晚上这个哭哭啼啼的台湾伦理剧,让我的父母被班主任喊去谈话。夜里到班主任家里,我记得,他泡茶给我爸妈喝,我作为旁听对象。班主任从头到尾在劝说我爸妈让我上中专,他是这样说的:“查某婴儿(闽南话: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什么?中专就很好,早毕业早挣钱,早结婚早生子,两不耽误。”

回想起来这是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这段话他是群发的,我们班有不少德才兼备的女生及其家长都收到了这条群发的忠告,也因此选择了这条听起来成本最低、获益最高且适合女人的人生路。但我自己不愿意,我想学画画,当画家。

当时教我们美术的是个北京老头儿,瘦瘦干干,说一口老北京话,卷舌音特别标准。每次他点名到“22号”时,底下整个教室的人便哄堂大笑。因为22这个数字的普通话版,是闽南人的死穴,要连续卷两次舌头,比学俄语里的卷舌音还难。最近听说北京话的卷舌音的由来是希伯来语,我大松了一口气,说来说去,是外语。总之,这个老头儿很喜欢我画的画儿,他会拿着我美术课上画的画在教室里来回走,做巡展,让每一排的同学都仔仔细细地看到。那是我人生中第一个被发现的才华。

有一天课后,老头儿喊我去讲台上商量事儿:“陈宇红,你愿意去浙江美院学画画吗?”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老头儿毕业于浙江美院,“文革”时被下放到我们这个小县城,如今母校垂怜老校友,给了他一个保送名额,初中直接保送到浙江美院,读五年,拿的是大专文凭。我必须回去跟父母商议一下,当然了,我父亲极力反对,在他的价值观里,仕途经济才是正道,文艺算什么,简直是自毁前途,我妈妈支持也无济于事。我父亲不让我学美术,而我也绝不服从他,去读个诸如师范或护校的中专,于是我打算上高中考大学。

上高一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个更奇葩的班主任,他在高一上学期结束之后,按着期末考试的成绩,将班里的同学从第一名到最后一名按小组分配座次。我考了个全班第五十五名,在第四小组的倒数第三排。这种排行榜很有效地让人每天都生活在危机感中,第一小组的人怕落到第二小组,第四小组的担心自己下一学期还在第四小组。如果那时有百度竞价排名,我一定会想办法拿钱让自己提高提高座次的,坐在那里实在令人羞愧万状。每个任课老师都知道我们班的情况,他们往往不太理睬第四小组的成员,而对第一小组的同学格外青睐。

天可怜见,正在这时,我父母努力了好多年的工作调动实现了,要调回老家,同在漳州市的漳浦县。那时候调动工作比登天还难,我记得他们为了此事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去各种领导家坐坐,提着力所能及的礼。除了要让这边的领导放人,还要让那边的领导接收人,总之缺一不可。那时我正好要上高二,高一结束的暑假,我住到了漳浦一中的学生宿舍,因为家还没搬过来,而学校已经开始有暑期补习,为了高考。

换了个一中,感觉此前的污点和坏记录都没了,我神清气爽,打算重新开始生活。同学只见到了一个说话带南靖口音的新人,别的都不知道。余下两年,我洗心革面,打算考个大学给人瞧瞧,追回失去的智商。除了晚饭时看一集巴西电视连续剧《女奴》,我戒了其他精彩剧集,好在那年好像再也没有类似于《射雕英雄传》或者八七版《红楼梦》那样引人“犯罪”的电视剧了。

整个高二、高三最大的悬念就是,到底谁会先疯掉,我们往届有个女生就因为高考疯了。每年夏天,她都会穿着黑色乔其纱连衣裙,打着一把小碎花的遮阳伞,来教务处问高考成绩。当然了,问不出来,因为她已经毕业若干年了。高考这种制度,是为了改变一部分人的命运,而把另外一部分人的命运一锤定音,让他们死了心留在县城或者农村老家。我也不例外,我突然有了危机感,感觉如果考不上大学,基本上这辈子就得在县城找一份可有可无的工作,嫁个整天喝酒赌博的丈夫,生个娃。这跟我想象的未来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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