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偏要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2016/03/31 20:08  郑执 《读者·校园版》  (248)    

2013年的跨年夜,我一次性还清了拖欠近两年的高利贷,本息合计20万元港币。通过ATM机转完账,将小票揣进口袋后,我呆立在旺角某个人流交错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我曾无数次设想过那一刻的场景,原计划是大醉或大哭一场,但最后都没有,我只是去街角的面店吃了一碗足料的鲜虾云吞面。打饱嗝的那一瞬间,我决定离开生活了七年半的香港,至于下一站要去哪里,再议。

那两年间发生过很多让我悲伤的事,却毫不影响世界以其固有的姿态前行。生活中大多数的悲伤最终还是要由自己独自承受,活得越久越懂得这个道理。人生苦短,大家都忙,除了真正在乎我们的人,没有谁甘心花时间去分担别人的悲伤。但我们自己心里清楚,悲伤就在我们骨子里,任何一个人都要留一方净土来安置自己的悲伤,而我的净土是写作。

我始终认为,文学的本质最终都关乎悲伤,但悲伤绝不应该流于字面的粉饰和佯装。悲伤应该是一道暗门,静静地立在那儿,不刻意等谁,懂的人自会来开。就像人生和轮回本身,兜兜转转,有缘人终会在一段悲伤的尽头久别重逢。

但在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悲伤需要被隐藏,那是因为我们要把最珍贵的悲伤留给最值得倾诉的人,而不是你今夜掏心掏肺,明晚却被人当作酒足饭饱后的笑谈。成年人毕竟要时刻照顾好自己的尊严,少让不相干的人给自己难堪。相信我,随着年岁渐长,你会发现世上懂你的人会越来越少。

开始写作那年,我19岁,还是个把悲伤当作表演的年纪。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失恋,坐在教室窗台上一个人心碎,俨然一副随时要跳楼的样子。可惜,教室在一楼,同学们根本懒得欣赏我的悲伤,反而因为我挡了他们的阳光,被他们赶下了窗台。回到书桌前,翻过一张写满数学公式的草稿纸,我在纸的背面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的第一个字。这一动笔,至今未撂。

19岁时,我自恃才华横溢,总是一副故作清高的德行,如今回想起来自己仍会觉得害臊。就在上演因失恋而跳楼的戏码以前,我已经有过长达三个月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的前科,家人以为我患了抑郁症,母亲为求我开口说话,日夜以泪洗面。可我竟是那般不懂事,只为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眼睁睁看她为我心碎。22岁的我,已是家中唯一的男人,父亲得急症去世,我休学回家照料母亲。我开始学习做饭,渴望可以沿袭父亲的好手艺,不让某种味道从这个家中绝迹。我开始练习讲笑话,为了不让嗜笑如命的母亲从此沉寂。一年过去,这个家又一次生机勃勃,虽然只剩我跟母亲两个人。我终于能够想象,母亲当年为了挽救那个少不更事的我,深藏了多少悲伤。因为在乎一个人,我们开始学会隐藏悲伤,积蓄让对方快乐的力量。

每当我们泄露了自己的悲伤,总有人意味深长地笑着对我们说,你要勇敢,你要坚强,你要向上。当这样的安慰沦为流行的敷衍,越来越少有人愿意去花时间理解另一个人的悲伤。很多时候,我们想要的并不是安慰,仅仅是理解而已。

19岁开始写作的那天,文字根本不足以承载我的悲伤。仅仅写了一段,我便不知所措。当天晚自习监堂的老师是一名生面孔的年轻女老师,怀着孕。她挺着大肚子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手机递给我,轻声说:“同学,我猜你应该遇到了什么难过的事,或许你需要给谁打一个电话,拿去用吧。”我愣了几秒钟,接过电话跑进厕所里,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我在电话里说:“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害得你担心了。”母亲在电话那头哽咽着说:“孩子,不要再跟自己较劲了,你要先原谅你自己。”放下电话,我站在走廊的尽头号啕大哭,引来很多同学围观,但那一刻,我一点儿也没觉得丢人。

若我们不曾经历相同的悲伤,就不会在相同的欢笑里重逢。假如不能相拥而泣,那就悲伤地坐在彼此的身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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