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没有成为江洋大盗

 2014/10/11 23:51  卢小波 《读者·校园版》  (357)    

我是一个让老妈绝望到抓狂的孩子。上幼儿园中班时,还不会擤鼻涕。每次我妈大喝一声:“擤!”我就吸一下,而且是使尽吃奶的力气往里吸。这么一个简单的呼吸吐纳,我就是学不会。

妈妈给了5块钱,让我出门买一斤盐。我听成买冰棒,欢喜之中狂奔上街。小贩顿觉喜从天降,把阔口保温瓶中的存货一下子清空。我用报纸包着一堆冰棒,一颠一颠进门时,身上衣服都黏湿成一片——冰棒几乎全化了。

不记得那时多大了,只记得老妈揍了我一身汗,然后又把我扔进木盆里洗澡。想想,还生气,在木盆里又揍了我一顿。5块钱,在那个年代,是一笔很大的钱。

碰到这样不吃打又没记性的孩子,老妈很快就成了记录我劣迹的“历史学家”。

我从来认为,大人与孩子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两者之间有两套迥然不同的表达系统,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都要讲尊严。而且,孩子的自尊可能比大人更敏感。

不知道为什么,我老爸老妈那一代人,几乎都是打击孩子自尊心的高手。我老妈似乎更有创意,算是打冷枪的神射手。

一个冬天,快上一年级的我,跟一帮小朋友在大院里玩得正疯。我老妈洗着床单,忽然勃然大怒:“还玩!看看,你又尿床!大冬天的,洗床单容易吗?!”

全体小朋友都愣住了,那一刻的安静无比漫长。洗好的雪白床单,很快晾在院子里。其实,私下里,小朋友们都知道对方尿床的事迹。问题是有一面标志着我尿床的巨大白旗,在院子里飘着呢。

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在小朋友中,我就像被批判的坏分子,颜面扫地。

那个年代护犊子的家长不多。小朋友要是打了架,大人都是各自把孩子揪回家,暴打一顿。然后,再把孩子拽到家门口,向对方家长亮出孩子的青紫伤痕,以示尽了教育之责。记得这种时候,相邻的两家都会传出孩子的鬼哭狼嚎,杂以“跪下跪下”的呵斥声。不知道其他伙伴跪下没有,反正我每次只肯跪一条腿。我认为,跪一条腿不算跪。现在想来,那也算维持一点儿畸形的尊严吧。

大概是小学二年级时,我偷了妈妈包里的钱,用途基本上是买小人书。东窗事发后,我被勒令一星期不许上学。妈妈说:“一个小偷,上学有什么用!”

一星期后,她想出了一个妙招,兼具惩罚与防范的双重功用:我所有衣服的口袋,一律用针线严严实实地缝上。一个小偷怎么能有口袋呢?也就是说,我从此不配使用口袋。这个无口袋阶段,足有一年。

我老妈是一个很固执的人,也是个严格执行计划的人。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一切礼尚往来,都被她纳入不可更改的家庭计划中。

一天,她让我给街坊老刘叔叔送几个肉包子去。我又一次犯了极端粗心的错误,把包子错送到了隔壁的尔辉叔叔家。路上,我还在想,是啊,上回尔辉叔叔送了我们家一个大南瓜,所以妈妈这次就还他肉包子了。

近40年后,小学同学的名字我一个也想不起来,却能清楚地记得邓尔辉这名字。原因就是,我陷入了一场可怕的“外交危机”。

本来,几个肉包子送错了就错了吧。可是我妈偏不,她让我去把包子再讨回来!因为尔辉叔叔的南瓜已经用水饺还过礼啦,老刘叔叔的人情还欠着,拿什么来还?老妈声色俱厉:“自己犯的错,必须自己弥补!”

天哪!这怎么可能?

我至今认为,这是自己一辈子遇上的最大难题。两家的关系不能搞坏,东西又必须索回。成年后,一看到陷入危机的国际关系,我就想起小时候碰到的“外交窘境”,由此总结了一个道理:在弱国与强国之间,尊严永远是拿来换取实惠的。

可是,小孩子家对自己的面子总有一种本能的保护意识。我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但很快就想到,时间紧迫,万一肉包子被吃掉,我就完蛋啦!

我硬着头皮进了尔辉叔叔家,万幸的是,肉包子还放在屋梁上挂着的篮子里。尔辉叔叔本想等全家人都到齐了,再来享用肉包子的。

包子最后是拿回来了。到现在我基本忘了这场交涉的细节,只记得自己像一条小狗似的,在屋梁下转来转去,直到尔辉叔叔自己开口问我。所以,上初中时,第一次学会“斡旋”这个词,我就立刻想到,不管怎么斡旋,其中一方肯定像一条转来转去的狗。

每一个妈妈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每一个妈妈又经常不自觉地折磨自己的孩子。更糟的是,她会以为,那种折磨就是一种深沉而准确的爱。

现在我妈已经是慈眉善目的老太太了,她不许我对她孙女动一下手指头,大声说话也不行。可是,她仍然认为,如果不是她的严格要求,我现在就是一个小偷、骗子。

其实,我也在想,一个自尊心被戳得千疮百孔的孩子,后来为什么没有变成懦弱内向的小偷?为什么没有成为厚颜无耻的骗子或者名震一方的江洋大盗?如果哪个儿童心理专家愿意研究一下我这个标本,也许还能获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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