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受苦

 2014/09/12 22:15  柏邦妮 《读者·校园版》  (264)    

我20岁那年,是一个电影青年,生活中唯一的亮色就是电影。我决定辍学北上,去心中的电影圣殿——北京电影学院旁听。

我带着家里给我的两万元(几乎是家里的全部积蓄)和自己攒钱买的几本电影方面的书,开始北漂。

初到北京的日子,我住在北京电影学院旁的招待所里,一个床位每个月要450元。

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拉片室,拉一部电影要6个小时,一个小时3元,总共要18元。学校最便宜的盖浇饭六七元一份,为了拉片,我把一份盖浇饭分成两顿吃,中午吃一半,晚上吃一半。

在旁听的第一年里,我没出过海淀区,蹭所有能蹭的课,看所有能看的片,到港台资料室,复印当时买不到的台湾远流版电影书,不让复印的就手抄,我抄完了朱天文的很多剧本。

在旁听的第二年里,老师介绍我写一部电视剧,30集。现在,我可以坦然承认,那真是一部很烂的电视剧,但在那时候,这是我唯一的机会。所有我写过的作品,都是我珍贵的机会,因为很早我就想明白了,这个行业就像打游戏晋级一样,你得慢慢积攒你的行业资历。

A级的导演找A级的编剧。如果你是C级的编剧,A级的导演怎么会用你?D级并不可耻,积攒几部,我就是C级,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摩羯座的我从来不相信侥幸,只相信努力。

对于每一个机会,我都不轻视,每一部片子都是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才能,花费最大的心血而写的。因为我知道,机会只有一次,就是眼下这一次。

真的很苦。一天写两万字,一大早制片人就打电话劈头盖脸地骂一通,片子被改了不知多少次,宿舍没有网,写完了去网吧传,在网吧查资料,手抄下来再回去写。浑身疼得要死,躺在地板上缓解一会儿,继续写。有时压力太大了,我就自己一个人出去哭,站在三环天桥上,外面下着雪,哭完了,回去再继续写。真的是硬生生写出来的。

编剧这一行,会写都是其次,能写、爱写才是第一位的。

后来我写过一个主旋律题材的剧本。一个部队的老编剧说,他们写剧本,按照那些条条框框修修改改的次数数不胜数,怎么办?“谁叫你爱写呢?谁叫你爱这个呢?”说得我当时眼泪都流下来了。是啊,谁叫你爱这个呢?我并不是总能接到剧本,但是总得生活啊,于是我给时尚杂志写文章写了好多年,采访明星。时尚杂志要的是绚丽吹捧的文字,有自己的路数,要命的是几家杂志一起约稿,几天之后,一起截稿,压力大得不可思议。内心的理想和现实的工作有很大冲突,看看自己写的那些稿子,总是痛苦得不行,隔一段时间就责问自己,觉得自己快写废了。我压力最大的时候,手心肿胀,有平常的两倍厚。

刚出道时,我给自己印了一张名片,上面写道:我绝不辜负自己署名的每一篇文章。很幼稚、很挣扎,但是很认真、很较劲。明星采访、娱乐专题、山东快书、企业改革……我接的每一单工作,我都尽全力去做。

就这样,一点一点在行业内站稳脚,在这个城市扎下根来。2006年,考研第3年,我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研究生;2007年,我写了李少红导演的《红楼梦》;2008年,我写了马楚成导演的《花木兰》;2009年,我和彭浩翔导演合作,写了《撒娇女人最好命》;2010年,我写了舞剧《金瓶梅》;2011年,我写了话剧《北京我爱你》;2012年,我和张一白导演合作;2013年,我和关锦鹏导演、林育贤导演合作。虽然后面这几个项目都没成,但是从写作到做人,我学到了很多。

来到北京时,我20岁,没有学历,没有背景,并不自信,一无所有。10年后,我还在这个城市里,做着我想做的事,虽然我没有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但我也没有去过自己不想过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忍受北京,无论如何都不忍离去?我想,因为这座城市给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可能性。当然,很多时候,可能仅仅是可能,这正是残酷之处。我永远记得,每年都有那么几个瞬间,我走出地铁站时,觉得这是一座希望之城。

早几年我回家发现,老家的很多同学过得比我好多了。父母在地方上,他们很容易就进了本地最好的单位,刚工作,家里就帮他们买了房、买了车;结了婚,平时回家吃饭,孩子交给爸妈带,自己挣的钱就是纯积蓄;放假出国,平时淘宝,吃、穿、住、用,比我高不止一个档次。

也许,我选择了这条路,有时真的很难满足父母最简单的期待,当然我会因此而内疚、难过、自责。但是,我喜欢在北京,做这份工作,做我自己。

爱一个人,是爱和他在一起的自己。

爱一座城市,也是爱在其中生活的自己。

我爱北京,不如说,我爱在北京生活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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